以文明互鉴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构建******

　　本报记者 陈 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挑战。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如何通过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推动探寻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寻求应对挑战的方法和路径？日前，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清华会讲”上，来自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发展新形态为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一时代命题，尝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

　　把握文明互鉴的力量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形成高度共识。大家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也因文明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人们应通过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来深化文明互鉴，携手应对挑战、寻求机遇。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通过犹太音乐家流亡中国的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的动人场景。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通过阐述中国与印度在佛经、天文、文学、音乐、戏剧、语言等方面的交流，说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印文明的互鉴、文明的自省和文明的发展对世界进步有着特殊意义，必须承认和正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超越冲突。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情况。他认为，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非洲和中国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重要举措和中非之间持续深入的合作，能够为非洲和中国的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大助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主任夏泽翰也指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开放的对话。为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有赖于全人类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

　　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实践和不同的路径探索，也需要彼此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对话。

　　韩国首尔大学原校长成乐寅从“韩流”的视角探讨构建文化共同价值。他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以及韩餐等元素愈加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加深了大家对韩国的印象。成乐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希望年轻人可以更包容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文化的分享也能帮助年轻人打造共同的价值观，未来大家应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观，让世界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东京大学原副校长吉见俊哉梳理了日本东京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城市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念，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掘传统遗产的潜力，重新找回东京记忆，让人们回归慢交通、慢生活。他表示，日本城市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亚洲未来要面对的，因此，追求与历史的链接、探寻共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来自印度的迪瓦卡·阿查里亚是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宗教和伦理学方向的讲席教授，他从印度哲学讲到大乘佛教理论，最后落到现实中，通过谈及瑜伽的修行方法和生活方式等，提出印度及亚洲文明带来的启示。迪瓦卡·阿查里亚说，追求个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是印度传统哲学中很关键的一点，这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统一。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性的挑战，更加需要各国团结面对，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为基础，采取共同行动，呼唤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探讨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如何通过这一共同价值的弘扬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现实中探求答案，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张志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和多元一体共同体实践而形成的价值观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这个价值体系的精神标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则系统阐述了儒家文明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认为儒家文明提出的价值原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是正义的基础，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作出概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专家学者指出，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选择和经验借鉴，为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分析了西方的三种重要思潮，即多元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解构论、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内生困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中国方案，阐述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三次中国式现代化大讨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话语来源，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展现了其新境界。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得出的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性思考，也是中国人所创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狄伯杰也非常关注中国治国理政的方案，认为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卓越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励和帮助了很多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为西方主导的治国理政的论述添加了新的视角。“中国梦会成为其他国家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愿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包容、生态、友好世界的愿望。”狄伯杰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⑤强化种业企业创新能力 切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作者：林青宁、毛世平、王晓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作物育种和种子产业发展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科技创新是突破前沿育种关键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品种的源头，对我国种业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育种模式已是种业创新大势所趋，然而我国种业企业科研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严重制约了我国种业创新链的延长。亟须强化种业企业创新能力，切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近年来，我国种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物育种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已较为完善。当前国内典型种业企业普遍拥有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平台，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且隆平高科等种业企业已具备了较完善的国外研发体系布局。二是典型生物育种企业科企合作模式初步形成。当前国内典型种业企业不仅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还与各类学会建立了长期深入的合作。且首农集团等企业与国外机构在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三是典型种业企业创新产出逐渐丰富，在市场准入（审定、登记）品种、发明专利、科技进步奖等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十三五”以来，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种业企业不断培育出双抗绿色高产的动植物品种。

　　当然，在成绩的背后，我国种业企业创新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种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制度、认知和执行层面的问题，导致品种侵权行为仍较为普遍。二是种业品种同质化严重。新《种子法》实施以来，市场新品种“井喷”，但突破性品种缺乏，种子供给低价竞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三是种业项目偏离产业化应用。当前项目申报管理基本由科研人员出题并答题，产业需求导向不足。企业在科技论文等方面的劣势，影响了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四是科企合作形胜于质。目前科企合作多是联合申请项目，一旦项目结束合作关系就解体，两者为松散型合作。人才合作也多局限在简单的技术指导层面。五是科研院所与企业存在“同质竞争”。目前科研院所种业创新也偏向于生物育种，打破了原有科研院所基础研究、企业应用研究的平衡，挤压了种业企业的利润空间。

　　针对当前制约种业企业创新发展的系列问题，必须进一步优环境、活机制，提高种业企业创新动力与效能。

　　一是构建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知识产权参与分配的利益机制，建立原始品种权人和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人的利益分享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建设，推动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打通知识产权保护通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

　　二是优化品种审定制度，推动品种由“多乱杂”向“多专优”转变。完善现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提高审定门槛，适当提高现行审定指标标准，减少品种数量，提高品种质量，使真正有实力品种脱颖而出，提高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加快建立分作物分子指纹库，严格和规范品种审定和登记“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通过技术手段把牢品种准入关。强化品种标准样品管理，开展品种符合性验证试验，为强化品种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加强种业科技项目产业化属性，增加种业企业经费支持。增加种业专项科技创新项目数量，增加种业企业获取科研经费支持的渠道，保障有实力的种业企业能够获得相应的科研项目以及研发经费支持。对种业企业融资方面给予支持，对产业化发展企业实施低息支持，尤其企业用于科技创新研发、基地建设方面的投资可给予无息支持。

　　四是引导科企合作深度融合，促进联盟运行由虚转实。创新项目形成机制，由企业根据产业需求提出技术难题，政府组织监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招标，构建企业“出榜”“评榜”+政府“发榜”+科研院校“揭榜”的机制。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完善联盟成员间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积极推动联盟实体化，适合以股份合资的方式实现实体化的要加快引导，适合以协会等社会团体法人方式实现资源整合的要给予政策支持。

　　五是强化科研院所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属性，完善生物种业科研成果共享机制。多措并举强化科研院所做好种质资源的收集、分析、挖掘工作，进行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并完善科研成果信息共享机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科研院所向社会公众公布科研成果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信息，将生物种业科研成果转让给典型种业企业进行新品种培育，实现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